1. 《大宋之变，1063—1086》，赵冬梅著
本书以司马光的后半生为线索，推演英宗、神宗、哲宗三朝政坛风云，叙述濮议之争、王安石变法、司马相业等历史事件，再现了北宋王朝在仁宗之后由盛而衰的演变轨迹。本书是一本通俗历史读物，但通俗的形式之下，包含了颇多关于北宋史的新阐释。在作者看来，仁宗朝政治已接近于王朝政治的“理想状态”——分权制衡的制度设计、国家—社会平衡的政策取向、有效的批评纠错机制——国家“百年无内乱”，经济发展，文化发达，虽然不是没有问题，但有问题能够及时指出和纠正。而经历了濮议之争、王安石变法，北宋政治文化渐次崩坏，“国破家亡的惨剧虽然发生在徽宗—蔡京治下，根子却在王安石和神宗”。但本书并不是专为否定王安石变法而作，作者对王安石依然多有肯定，变法本身也并非作者论述重心，与变法相伴随的政治文化的“法家转向”才是本书聚焦所在：政府逐利，“宽简不扰”的政风丧失，民心日渐背离；王安石反对“异论相搅”，言论空间变窄，批评纠错机制失效；皇权乃至相权大张，北宋政治从宽容走向专制。作为刘子健《中国转向内在》的译者，赵冬梅对宋代历史的解读无疑受到前者影响。不过刘书关注时段是两宋之际，赵书关注时段则提前到了北宋后期——此点或值得读者留意。
《分身：新日本论》，李永晶著
作者在后记中说，《分身：新日本论》的原书名为《近代日本精神史》，很清楚地指出，本书的主旨在重构日本近代精神的演化过程。而分身这个意象，非常巧妙地将这一过程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对照起来。作者认为，剥开两国近代以来那些血与火的冲突，无论是外在还是内在，中日彼此在对方的身上看到了自己的“分身”，看到了“另外一个自我”。而中日两国互相关注的热情，是一种自我确认的欲望和结果。书中直接探讨的对象是近代日本崛起的精神机制或者说精神秘密，但通过“分身”这种关系模式，这种探讨随时就可以导向对我们自身、对近代以来中国的精神分析。确实，对于中国而言，“日本问题”集“古今东西之变”于一身，是传统与现代、东方与西方相互冲突的一个象征；“认识日本”可以说就是“认识自己”。对近代日本的东亚观念、世界观念、儒学观念乃至民族主义、世界主义的缘起、演进和纠缠，作者作了精巧、别具一格却令人信服的分析，呈现了日本“另类普遍性”的失败，和回归“世界主义”的历程。中日在同一体系内相互建构、相互创生，从这个体系的角度来看，本书还可以理解为一部新的亚洲论。由此，作者对中日历史和解以及东亚共同体建构的可能与意义，提出了一种新的看法。 （黄晓峰）